有人告诉你一包烟卖到1000元时,你会否吃惊地张大嘴巴?
社会上正流行着这样的天价烟现象。贵族式香烟的购买者,多用之公关送礼。
天价烟真值天价吗?它是如何出世的?美国为什么没有天价烟?
黄鹤楼1916：扭曲的消费
一包烟卖到230元的天价,它的典藏版最高至每包1000元。这种叫做“黄鹤楼1916”的香烟,与其他天价烟一起,印证着高档香烟消费市场的扭曲。
“有‘黄鹤楼1916’吗?”
“有!”
这里是北京家乐福双井店的三楼,唯一一家香烟专卖——“TOBACCO烟”。它宣称存货充足,可以开发票并“保证百分之二百是真的”。
价格为2300元,每根香烟折合11.5元!
天价烟秘密。
一般商店难买到
这 种叫做“黄鹤楼1916”的香烟,由湖北中烟公司生产,拿在手中,感觉略重、短粗。包装并不像它的价格那般惊人,而是古朴的铜色,印有黄色的仙鹤图案和两 个成年男人的头像。前者证明它的血统——湖北中烟武汉卷烟厂,后者是为纪念卷烟厂的前身——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”的创立者。
家乐福双井店的一位女店员说,“黄鹤楼1916”的销售状况有很大不确定性,但遵循着大体的规律,过年过节送礼多时就卖得多,“一天有时能卖出去三五条。”她提醒说,如果去其他一些同类大商场买,这条烟的价格还不止每条2300元。
家乐福店的路对面,有一家规模不小的烟酒商行,买烟的人络绎不绝。但想要买“1916”,女店长称“遥遥无期”,至少需要等上一个月,“到十一前后能给问问,能不能有”。
店主称,价格约在每条1900元,但不确定这是最终成交价。“没听说国家要给烟加税么?”她反问。
从这里向南走,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旁,是一家经销烟酒茶的小门店。
“有‘黄鹤楼1916’吗?”
“这烟刚才还有个人来要……我告诉他了,没有。”男店员略带诧异,“那种烟,我们这里基本不上。”
这名店员给出的价格是:一条1400元。但何时货能到手,不能确定。他说,明天正好要去烟草公司上货,可以“捎带着”问问。
“有,就是有;没有就是没有了。这样的烟,我们不敢到外面去拿,只能找烟草公司。像我们这样的烟店,一年也就能给一条两条。”
缘何身价高贵
“那支烟(指黄鹤楼1916)比一般的烟短,过滤嘴也短。就那么一小截。”39岁的公务员陈凯说。“当然是送的。咱工资能买得起那烟?”
陈凯在某政府部门任职,级别只有副科但颇有些实权。对“1916”的口感,他的评价是“也没什么太特别的味儿”。
两条“黄鹤楼1916”是过年时送到他手中的。送烟的人对他说,这是托人拿“条子”才买到的,一般小烟店根本就上不到,也上不起,况且小烟店假烟也特别多,不敢买。
“条子”,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,却在天价烟的市场上复活。
“原因有主观的,也有客观的。”熟悉湖北中烟的业内人士刘楚透露,“1916”的稀缺,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因素。
其一,产量确实少。“社会上有议论说,1916的价格全是捧出来的,包装出来的。说这话的人,真是不了解这一行。”
刘楚透露,像“黄鹤楼1916”这样的高价烟,也并非外界所传“贵得一点道理都没有”,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的,与普通烟相比,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手工工艺制作和香料两方面。
这种烟选烟叶、制丝、加香、加料等程序均由人力以手工完成,而非像一般卷烟那般由机械处理。每200公斤烟叶中筛选出1公斤,这无疑会导致其产量受限。刘楚说,它所用的香精香料的质量也相对好些,“那烟不怎么呛嗓子。”
其二,是厂家故意控制产量,不能卖多。这也符合奢侈品营销原则。一位广东烟草公司的负责人估计,“黄鹤楼1916”每年全国的产量也只有2000箱左右,“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”。
当然,将香烟卖到天价,也离不开营销包装。
“黄鹤楼1916”的文化营销包装可谓从头到脚。根据厂方宣传:它的名字就起源于1916年,武汉卷烟厂前身——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的成立。然后是当年聘请“玻利维亚首席烟草配方师”设计,却因“技术瓶颈”“成本过高”而未实现,现在……
后面的暗示,自然是——现在的中国人,不差钱了。
市场游戏规则
《中国周刊》记者经过多方采访证实,“黄鹤楼1916”之所以难买,还有另外的因素:各地烟草专卖局对“黄鹤楼1916”之类的外地烟包括天价烟市场准入的控制。
各地的烟草专卖局首先要保证本地烟的最大销量,确保自身上交的财税。然后为了丰富市场才引进一些外地烟种,将它们批发给本地烟店售卖。而天价烟,作为对品牌利润贡献最大的烟种,也是受控最严的。
业内人士透露,这是一个博弈、相互“给面子”的过程。双方都知晓对方的底牌,也都理解对方的欲求。在国家烟草专卖局做出某个地区销售多少品种的大体规
划之后,一个地区的烟草专卖局,要和数十个地区的同行单位展开博弈。
“在中国,要是能把烟卖出去,你什么都能卖出去了”。一名销售人员说,一个香烟品牌的攻城掠地,首先就要搞定当地烟草专卖部门,让他们同意你的烟在当地销售。
一 位熟悉“黄鹤楼1916”市场情况的湖南经销商说,由于这种游戏规则的存在,有时候,“黄鹤楼1916”也有滞销的可能。他对《中国周刊》记者介绍说,因 为烟草的消费者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品牌忠诚度,外地烟往往比本地烟难卖,“像‘黄鹤楼1916’,在湖南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并不是很高,而且价格卖不上去。 这样,我们就会把拿到的烟,再中转回湖北市场,这样就能卖到更高的价钱了。”
在沈阳,当地烟草公司的人员说,在全市消费能力最强的和平区,每个月也就只能分到50条左右“黄鹤楼1916”这样的天价烟销售额。而且,天价烟一般只允许大超市售卖,一是保证质量,二是确保它们的销售档次和品位,三是“便于开正规发票报销”。
开发票报销是很重要的考量,“买‘黄鹤楼1916’的,包括其他天价烟,都要求开发票,大多为男性,没有很年轻的,有时还会穿着制服”。
扭曲的消费
即使再有技术含量、再有文化品位,仍然不会有人相信:2300元是一条烟合情合理的身价。
按照北京家乐福双井店提供的这个报价,一包烟230元,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近。
北京的一位成功人士,时常会有朋友送他“黄鹤楼1916”,面对记者的采访,他坦言:“抽归抽,但想想一根烟十几块,简直是作孽!什么时候国家把这种烟彻底禁止就好了,我也顺便戒戒烟。”这位出身贫困农家的中年男人,称常抽这种烟,有种“忘本”的感觉。
在《中国周刊》记者调查到的四位抽过“黄鹤楼1916”的消费者中,两位的来源是“朋友”馈赠,两位的来源是“跟领导蹭”。
另据湖北中烟一位内部人士透露,除了市面上可以看到的“黄鹤楼1916”之外,“黄鹤楼1916”还有一种典藏版产品,每条只有两包,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。但一般消费者难以见到这款产品,只在“个别领域”流通。
舆论普遍认为,天价烟已脱离了正常的消费品范畴,而变成一种交际的润滑剂,甚至是公款腐败的“政府采购项目”。这也正是社会对天价烟普遍反感情绪的来源。
“如果有个大贪官给‘黄鹤楼1916’当形象代言人,那这烟就火大了。”湖北中烟的一名员工对记者开玩笑说。
虽是玩笑,但不无道理。有民谣为证:
千元香烟贵不贵?照样抢购排长队。
办事它是敲门砖,孝敬领导不算贿。
买的不抽抽不买,袋里一揣叫地位。
逢年过节高消费,闻着一股腐败味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小店烟事
“黄鹤楼1916”不仅价高，而且难买。图／CFP
烟店的老板熟知天价烟市场的行规,“烟嘛,像人一样,分了等级的。不同等级的烟,有不同的功能” 。
夏日的午后,年轻的售货员百无聊奈地坐在柜台前发呆。不到15平方米的门面,摆着两个玻璃柜台,里面放着各种各样的烟。
往里走,老板李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。他拿了包20多元的芙蓉王烟,点着。
在这个拥有100多万人口的湖南县级市,作为一个A2级烟草零售商(第二档),李明的生意很不错。他有一套“烟草经”,并见证着烟草市场形形色色的行规和人物。
“谁都想卖天价烟”
李明的烟店主要靠做量赚钱。一包5元钱的白沙烟,虽然只能赚5毛钱,“但是量大,薄利多销嘛。”
“天价烟赚得就多啦,谁都想卖。但不是谁都能卖的。我们这里4000多个零售商,一半以上没卖过‘和天下’这个牌子。我这里,一年也就卖几条。”
他说,“天价烟我们拿货800元左右,平时卖的话在1500至1800元之间。价格随时波动。如果逢年过节的,可能要到2000元了。”
李明所说的“和天下”,是湖南中烟公司下的一个品牌。但要赚这类天价烟的钱,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,主要是看拿货的途径。
“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拿货,比较困难”。
李 明熟知的行规是这样的:假如店里的销售业绩好,比较配合烟草专卖局的工作,可能会得到部分天价烟销售的机会,这是一种奖励。再就是去开“套餐”,比如,在 当地拿一条“和天下”,就要搭配一二十条省外烟。“这些烟有的卖一条就要亏十几块,所以算下来那条高档烟的利润就要减少几百元。”
“二道贩子”
物以稀为贵。即便是开“套餐”,李明也乐意。当“套餐”也开不到的时候,还有一种非常规途径,那就是“烟贩子”,他们也称作“二道贩子”。
“二道贩子会拿东西到我们这儿来卖,我们收的话就得花1500元的样子,再卖出去肯定就要到1800元左右。”
按照李明的讲述,有些烟尤其是外省烟,包括一些外省的天价烟,在当地可能没有市场,那么小零售商就会求助于烟贩,烟贩再通过自己的渠道,将烟卖回产地省或者其他有市场的地方。
这样,烟贩就成为烟草产业链上重要一环。这一倒手,烟价也就提了上去。
“比如‘和天下’,我们这里有的店标价每包24.8元!明码标价,买卖由君。虽然这样的标价看着离谱,但没办法,卖家花了那么高的成本呢。不过,有的地方确实标着每条1000元,但你要买的话,肯定没门,根本没货。”
当地烟草专卖局一位片区经理曾给李明说,“内部员工都拿不到‘和天下’,拿顶级烟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,我都只能通过批条子拿低一级的烟。”
送礼的客人们
李明在市区经营多年,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。
他推测,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。其中4人,李明说他能叫得上名字。“我还有个朋友,最起码抽白色包装的‘和天下’,这是内部烟,比外面卖的还贵。”
“我可以肯定,99%是作为礼品来买的。”李明曾经的巧遇让他深信不疑。
那时侯,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。卖出一条“和天下”后,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。第二天又卖出去,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。“这条烟我连续卖了三次,因为那条烟包装一角有些破损,我认得。”
“社会就这风气,比如去哪里办事,特别是去机关里,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,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,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。起码要上了几十元,人家才会接。”
“烟嘛,像人一样,分了等级的。不同等级的烟,有不同的功能”。
如果买烟不需要发票,价格每条在1500-1600元,如果要发票就要再加一到两百元。
在李明的同行陈天看来,“其实每包20元的烟和200元的烟,抽起来感觉差不太多。如果算成本,哪里会相差一两百块啊!”
他认为,“天价烟的价值并不在于那个烟的质量,而在于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帮你达成目的,你就愿意出这个价,送礼的确合适。”
(文中人物为化名)
天价烟自白
从田间烟苗,到烟厂包装,我必须完成价格的三级跳,才能成为耀眼的贵族。
有些事情,一开始就计划好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自己只有两条路。要么成为两百元一包的天价烟,那是身份与金钱的象征,享用的人非富即贵。或者,成为几元钱一包的平价烟,流转于市井平民之间。
我的一生就是从烟苗到卷烟,然后被人们吸入肺部,化作白烟从口鼻中喷出。
开始于田间
这段短暂的旅程,开始于春分时节。那时候,泥土正在回暖,阳光逐渐灿烂。
当我还是一株绿色小烟苗时,和伙伴们躺在白色的盘子里。初春的早上,一个黝黑、干瘦的中年男人将我们插到泥土里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边上的土拢起来。这个男人是我的第一个主人,人们叫他老沈。
我和伙伴们相隔一尺五寸,成行状,每行之间相距1.2米。栽种之前,老沈得花半个月时间挖标准的垄沟。
他不得不像年轻人那样努力,天不亮就赶到地里,哈着白气,忙得汗流浃背。花上一天时间,他能栽完1亩多田。然后,要给我们除草、拢土,这又得花上半个月。
我们被栽到地里开始,就成了老沈家的希望。一家五口大多指望着地里的收成,孙子又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。有时候老沈累了就会坐在田边,抽上一口烟,沉默良久地望着我们。
黄色宽边草帽不能阻挡太阳将他晒得更黑,腿上、衣裤上总是沾满了泥巴。老沈沉默地劳作,偶尔有熟人跟他打招呼,他会笑呵呵地回话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白天,我们沐浴着阳光,晚上,我们贪婪地吮吸露水。寂静的黑暗处,不知从哪儿传出唧唧的虫鸣。偶尔,远远传来两声狗吠。
老沈精心地照料我们,他得准备适量的肥料,足够的驱虫剂。阳光的召唤,雨露的滋润让我感觉体内有一股力量在疯长,直到长成一两米的巨人。我们长到一定高度时又需要移栽,期间老沈还要不断地为我们打杈和摘掉那些白色百合般的花朵,以防止虚耗养分。
6 月,当夏天夹杂着热浪来临的时候,我已经长得青翠欲滴,如芭蕉叶般大小。这时,老沈的工作时间提前到午夜3点,他得趁着我们喝足了露水,阳光没有出来之前 将我们摘下来,带回家。老沈干瘦的身子淹没在我们巨大的躯体中,露水会让他湿透,他浑然不觉,直到风湿悄悄钻进干瘦的身体。
每成熟一片烟叶,老沈就得摘下一片。午夜或者黄昏,他总在田间忙碌,人手不够还得花几十元一天请人帮忙,我知道他舍不得这个钱。他必须及时将我们送到烤房里。
老沈会把我们按上中下生长部位和摘下时间分开绑在杆子上,中部的叶子是最好的。然后他将我们送进烤房。这时候,耕作的效果显露出来了。叶子既不能种得太肥也不能太瘦。只有刚刚好的叶子才能烤成人们想要的桔黄色的上等烟叶。
老沈家的烤房比较简陋,但仍然花了几千块钱,利用烧煤的热风烘烤我们。感觉就像太上老君炼丹药,昼夜不停地烤上一星期,还必须注意不同时段不同的温度,从30、40、50……直到68摄氏度。
老沈满头大汗地隔着玻璃小窗往里瞧。看我们逐渐由绿变黄,由湿变干,他还得随时调整温度和湿度。
一个星期后,我随着第一批烟叶出来了。很诧异地发现自己变成了桔黄色,摸起来像一张纸。老沈看着我的时候,笑得很开心。
烤出来的烟叶会根据颜色、部位、含油量等标准分成42个等级。很显然,我是上等烟叶。所有的烟叶烤好后,老沈开始整理和保存。
一般情况亩产300多斤烟叶。但今年我们的茎部比往年要短,这导致了总产量减少100多斤。他向人说起这个情况时有些不甘心。
整个7月和8月,老沈家的两层小楼,充满了一种混合着酸、霉的发酵的气味。这是我们的味道,老沈觉得很香。对于他来说,这是钱的味道。他小心地把我们扎成把,存放在铺着地毯的阴暗的仓库里。
村里的黑土是一块块的,最适合种烟草或茄子。老沈曾想种茄子,但担心销量。于是在政府的引导下,他也像其他邻居一样,种上了烟叶。
收购场的喧嚣
一切就绪,老沈等待着来收购我们的人。在这期间,烟农们总是兴冲冲地打听国家收购的价格。“据说比往年高出一块钱!”“真的?!”这时,人们发出由衷的赞叹。如果听到坏消息他们就会抱怨。
种 一亩水稻花的成本300元左右的话,种一亩烟叶成本则达到1500元左右。正常情况,一亩水稻能赚400元,一亩烟则能赚1000多元。有时候,耕作与烘 烤的水平往往决定了人们的收益。曾有烟农种三亩烟只赚了900元钱,成为老沈们的笑料。笑过后,他们总会感慨这行的风险。
老沈常跟人说,“种烟叶不要考虑销路,只盼价格高点才好。”烟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在我们身上,自然也寄托了更大的期盼。但是,国家总是根据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,以及各种粮食和农作物的价格来定收购价。
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人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开始收购。在此之前会有烟农冒险将我们卖给那些做假烟的人。这些人的收购价格比国家高1到2元钱。但是,这种私卖烟草的行为是禁止的。
曾有贩子跟烟农说好高价收购他所有烟叶。由于价格高的离谱,烟农疑惑地问,“你带这么多钱了吗?”贩子神秘地打开手提包快速地让他看一眼说,“看到没,整包都是钱。”
两人相约晚上10点,在山上交易。却被相关部门抓个正着。后来发现,包里除了一层真钱,其余都是白纸。有的烟农高价私卖烟草,钱一到手,立马举报该贩子。名曰,“不能让他们做假烟害人。”让相关部门哭笑不得。
收购价牵涉到地方政府、农民的收入和烟草专卖局的利润。我们变成三方利益博弈的媒介。每年收烟的时候,村里就热闹非凡。
一个烈士陵园变成交易集市。公安站岗维持秩序,质检部门随时裁决买卖双方的质量分歧。整个卖场充斥着吵声、闹声、哭声、笑声,一片嘈杂。
我们经过初选,会按等级分在不同的筐里。标上主人名字和产量,送到一个由公安把守的封闭房间内接受技术人员的评级。我们被推进去后,主人立马围在门口,大气不敢出。只能依靠外面电视屏幕隐约看到里面的动静。
我们被推出时已经标上重量和价格。烟草等级全凭检测人员目测评定。价格都是围绕一个等级上下波动。由于一次评两个人的,有时更好的烟叶只比对方高出一两毛钱。价高者就大呼不公,“我的比他的好多了,为什么只多一毛钱?是不是有鬼?”这时,烟农们就一把围上去,议论纷纷。
质量差的烟,跟10元/斤的最高价比,差了六七元钱。这时候,主人不甘心,翻窗入屋,坐在一筐烟叶上大哭。“不卖了,不卖了。这样低卖不得!”不得已,烟草局当天只收一半。据说,另一半改日可以卖到6元钱。
最后,烟农们成交均价为7.9元/斤。近8个月的劳动,为老沈换来了1万多元的纯收入,他并不满意。
作为顶级烟叶,我被卖到了10元/斤。跟最低的三四元相比,这是个值得骄傲的结果。但我没料到6元差价只是价格差距的前奏。
来到复烤场
当我被烟草专卖局收购后,又被以20多元/斤的价格卖给了上级机构。我的身价翻了一番。
之后,我很快就被送到了复烤场,在这里见识工业的冷酷与力量。
宽敞的厂房、轰鸣的机器、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和女人,代替了阳光、虫鸣和老沈。我躺在冰冷的传送带上,想念刚刚度过的那个夏天。
锋利的刀片滚轴将我们解剖,机器手准确地将我们分开,通过传送带送到高温的烤炉,高温会带来蒸气,这会让我们湿润。一个机器滚筒为我们筛掉身上的泥沙。随后我们的茎部被抽掉,只剩下叶片。由机器装成30公斤一包储存起来。
这些措施都将严格按照程序设定由机器操作,人们只需要检查程序和调试机器。很少出现耕种和人工初烤时的失误,工业的严谨显露无疑。
期间,极少数顶级烟叶将被手工挑选出来。要求是中部的叶子,桔黄色,含油量符合一定标准等等。这些活靠机器是无法完成的。幸运的是,我在其中。我们与其他的伙伴分开来,被单独包装。从复烤场出来,只剩下大约12%的水分。
不久,我被运送到了卷烟厂,将在这里完成最重要的蜕变。一样的宽大厂房、一样的机器轰鸣、一样的制服,只是程序不一样而已。
真正成为香烟
厂 房里充满了刺鼻的味道。我们被切成丝状,装进了卷烟机的玻璃容器中,机器开始轰鸣。打印机开始运转,白色的烟纸被印上牌号,涂上胶水,准备卷制。虽然是机 器制造,但这些程序需要员工聚精会神地盯着,由于机器运转速度飞快,没胶或墨水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面积的不合格产品出现。
我们被机器快速卷进烟纸中,然后接上过滤嘴搓接成双倍长烟支,沾上滤嘴纸。一根根快速地被推向疯狂转动的刀片,被拦腰切断成为两支烟,一切都通过精确的齿轮完成。最后由输送带送往包装机。
有的卷烟出来后滤嘴比我们短,颜色不一样,我们的衣服也更加精美。包装时,会有工人手工为我们黏贴。还会打上防伪标志等特殊待遇。除了这些,还有专线制造、逐支检验等。等到出厂,我已成为了最高档的成品。
除了这些区别,我们还混合了一些来自国外的烟叶,以及独特的香料,这些被人们叫做配方组。有的配方组中还会加入名贵中草药成分。配方是整个制造环节中最关键的一环,属于绝对机密,它可以用来区分我们的档次。
与其他品种相比,我们的数量要少很多。与30元每条的平民烟相比,我的价格达到500多元每条,这都是含税的价格。我们的数量是严格控制的,不到平民烟的1/250。按照标准,一斤烟叶可以做近两条卷烟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根卷烟做出来。
生 产出来后,我们被分为5个类别,国家规定了各类别的产量,需严格按照标准生产。新的消费税率执行后,有些厂5块钱以下的产品已经限产。因为按新税制,要卖 到七八元一包才有利润,但价格不能随便涨上去。这样一来,调拨价在5块以上的产品勉强可以盈利。企业只有靠降低原材料消耗、内部挖潜来节约成本。
由于单箱利润低,不少厂家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接低档烟的活儿,但最大的烟民群体恰恰于此。为此,国家往往不得不“倒贴钱”鼓励烟厂生产低档烟。因此,烟厂盈利的真正希望,就在于我们这种贵族烟。
我逐渐明白,自身的价格就像三级跳远。如果说前面是助跑,现在则蹬出了三级跳的第一步。
豪华包装成就天价
我们被烟厂以500多元/条的调拨价又卖回给烟草专卖局,因为按相关规定,所有的烟草都必须由该局出售。到专卖局后,我们由产品变为商品,我并没意识到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。
我们被分发到一个600多万人口的中部省会城市,跟我同档次的产品总数只有2万多条。
专 卖局的客户经理们热烈讨论着如何将我们卖出去。“一个品牌是否满足目标顾客的消费欲望,是否让顾客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都得到满足,是判定这个品牌的潜力 标准,换句话说,就是这个品牌的培育价值。”他们说,“比如,有的烟外包装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形式,若隐若现的笔韵,勾画出悠远意境和高雅气质。代 表高贵的金色和代表热情的红色相结合的混合色,铺陈出一种与无伦比的视觉效果。”
客户经理分析时将我拿了起来,“这个包装采用沉稳、中庸的紫褐色为基本色,包装右侧以湖湘传统纹饰点缀,包装纹饰的设计灵感源自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皇室极品丝帛。”我压根没想到自己一身花衣裳有这么多出彩的地方。
包装完毕,如何将我们推向市场也是关键。像我们这种档次的烟,批发价高达800元/条。即使这样,零售商依然趋之若鹜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我们,在片区成千上万个零售网点,未从正常渠道得到过我们的超过一半。
高价格意味着高利润。我们是人人都想要的香饽饽。但得到我们的途径却很少,甚至都是非常途径。曾有个这样的故事,专卖局送货车途中出事,一位零售商帮忙守护现场,而我们则作为奖品奖励给了他。
更多的时候,要想得到我们,必须开条子打通关系。专卖局内部的员工,不到一定级别也不行。
引以为豪的高身价也包括了高税收。有人算了一笔账:假如一条烟的生产成本是100元(包括原材料、人工),按照目前税率,烟厂要纳的税就是80多元。
这包烟调拨到专卖局,进行批发销售,至少要加价15%的利润。加上最近卷烟批发环节首次被征以5%的消费税,这包烟还要上一次消费税近10元。从出厂到批发,不包括采购烟叶的税在内,这包烟纳税120多元。
最后,从500多元出厂价到800元批发给零售商,我完成了三级跳的第二步。接下来,是零售终端的最后一跃。
昂贵的礼品
终于离开了工厂和仓库,我躺在透明的玻璃柜台里。许久未见的阳光还是那样温暖。周边躺着我的同类。黄的、白的、蓝的,五颜六色。
我环顾四周,立柜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酒瓶。白酒、洋酒、葡萄酒,流光溢彩。经常有穿着体面的人进出店铺,我被人们一次次拿起,放下。我的第二个主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,他是这个烟酒店的老板,精明能干。总是笑着与客人打招呼,热情而周到。
他会从我身边把各种各样的烟拿给别人,很少有人真正看上我。因为,我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“天价烟”。我的标价是1000元/条,实际上卖价在2000元/条左右。
一次,有个中年男人拿着1000元钱指着我,“老板,来一条。”老板笑着说,“起码还要加一倍。”那个男人惊愕地看着。“因为国家规定烟最多卖1000/条。但这个价,我连货都进不到。”男人又望了望我,转身离开了。
当然,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地把我们买走。大多数时候,那些人都是送礼。他们会征求老板的意见,“你觉得送什么好点?”老板就指着我说,“喏,大部分都是送这个。礼重情更重。”
一天,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犹豫了许久。花了2000元钱买走了我。另外买了两瓶酒,价格也只有我的一半。他把我送给了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,随后两人相谈甚欢。
年轻人走后,一个朋友来看那中年人。他将我拿出来,递给朋友。用闪闪发光的打火机熟练而优雅地点燃了我。一瞬间,我燃烧起来,他们说,“这个烟味醇,比其他的烟也淡些。”
于是,我化作蓝烟从他们的口中进入了肺部。他们享受着吞云吐雾的快感。我在他们肺里转了一圈,留下了尼古丁、焦油、一氧化碳等近四千种有毒化学物质后,从他们口鼻中冲出,化做白烟,逐渐消失。这,就是我的一生。
香烟生产流程
制丝工艺:包括备料——回潮——贮叶——切丝——烘丝——叶丝梗丝混合——加香——加料——贮丝。
其工艺任务是将各种烟叶制成配比均匀、纯净无杂质,宽度、水分、温度均符合各等级卷烟工艺要求的烟丝。
卷烟工艺:其工艺任务是充分发挥设备效率,将合格的烟丝按照制造规格及质量标准,卷制成合格的烟支,接装成滤嘴烟支。
包装工艺:采用包装材料和机械,将经烘焙后水分合格的烟支,包装成符合产品质量标准、便于贮运和销售的成品。
美国为何没有天价烟
华盛顿禁烟活动者举行示威，要求影片中不再出现吸烟内容。图／CFP
总统的禁烟铁腕,民间团体数十年的抗争,使得香烟在美国不可能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也就没有了天价烟滋生的土壤。
你能想象,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一边抽1000美金一包的万宝路,一边开“四套班子”大会吗?
这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。万宝路没有这么贵的。它的生产商、世界上最大的烟草集团菲利普·莫里斯公司旗下所有烟的差价都在两三美金之间,便宜的一条8美金,贵点的不过11美金。
美国公共场合严禁吸烟。不管私底下吸不吸烟,面对摄像机,美国官员永远都是一副呼吁市民禁烟的姿态。身价过百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布隆伯格亦不例外。他不仅对纽约每包香烟征收全美最高的税,他还自掏腰包上亿美元捐给美国控烟组织。
“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有那么多的天价烟。”行走世界各地、在中国从事控烟17年的美国华人控烟活动家臧英年慨叹说,天价烟是中国特色。
禁烟文化深入人心
美国虽有5000万烟民,但上至总统,下至乞丐,抽的可能都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价钱的香烟。“在美国,没有天价烟,也没有廉价烟。牌子不像中国品牌满天飞,非常少。”臧英年说。
由 于烟税不同,美国同一个牌子香烟在不同州的价钱也不一样。烟税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,一个是当地控烟组织势力大小,一个是看有没有烟草生产基地。“像纽约州 和加州,烟税就比较高,而像北卡罗莱纳州这些卷烟生产基地,考虑到烟农和生意人的利益,州议会一般不会征收太高的税。”臧英年说,价钱虽有不同,可都大体 相近。
在美国人心目中,烟从来就不是馈赠亲朋的礼品。概因吸烟在美国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习惯,无论你到政府机关,学校,或是餐厅,教 堂,到处都是禁烟的标志。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容不下烟民。“不需要州长去呼吁什么,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了,烟民已走投无路,香烟不可能变成一个令 人有吸引力的东西。”臧说,如果香烟那么贵,谁会去买。
积极参与的还有那些已经罹患癌症的吸烟者。去世之前,他们一般都会以身示法,透过媒体向公众述说吸烟的危害,劝说年轻人不要吸烟,而去世后,医院也会宣布病人的去世与吸烟有关,以此告诫世人,吸烟是癌症的最大凶手。
根据去年9月美国的一份报告显示,吸烟是造成疾病和过早死亡的第一大可预防因素,也是致癌的最显着原因,在美国,每年导致43.8万人过早死亡,其中3.8万人是由于吸二手烟。吸烟每年在美国造成167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开支和生产力损失。
禁烟文化在美国之所以深入人心,离不开美国民间社团的大力宣传。目前,在美国参与控烟的民间机构足有1000多家,其中包括由美国许多医生参与的美国癌症协会(ACS)。
烟草企业和政府是对立关系
中国烟草产业政企合一的格局,在美国从未出现。臧英年介绍说,美国烟草业完全由私有化,由两到三家大的烟草公司控制。州长或市长亦无借烟草提振GDP的压力。“在美国,烟草收入占GDP比重只有1%,而中国是8%。”臧说。
不光不会产生瓜葛,而且历来都是死对头。最大的一场官司发生在1998年8月。其时,美国46个州与美国三大烟草巨头达成大和解,这三家烟草巨头需要为他们过去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付出2060亿美元的赔款。
人口600万的华盛顿州获得了3000万的赔款控烟,人均健康费用为5美元,而据臧英年预计,中国控烟协会一年的费用不超过10万元人民币,而中国有13亿的人口。
赔款的效果立竿见影,臧英年说,现在,华盛顿州吸烟率从原先百分之三十几降到了百分之十几。卷烟产量及销售量也出现了急剧下降。
2060亿赔款的胜利相当来之不易。
在 美国,烟草虽然只是6个州的主要经济作物,但烟草势力却遍及全美各地。他们在国会中拥有颇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,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迫于烟草巨头们的财大气 粗,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往往只是嘴上说说而已,一个明显的佐证是,1980至1990年代初,美国联邦政府的174个公共健康立法提案只有2个获得通过。
形势的逆转始自1990年代中期。彼时,美国反烟运动风起云涌,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吸烟的危害。1997年11月,加州法院判决洛里拉德烟草公司向一吸烟受害者家属赔偿150万美元,这是美国烟草商首次公开向吸烟受害者做出赔偿。
其后,烟草赔偿案屡战屡胜。最频繁的一段时期,40多个州都在审理相关诉讼,美国烟草业开始四面楚歌。
领导人率先发起禁烟革命
与此同时,美国总统也明确要求,联邦政府也要拿烟草商“开刀”。
1999年1月,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发表“国情咨文”时明确表示,联邦政府将要求烟草业继续做出赔偿5160亿美元,并计划拨出180万美元的专用款项,尽一切努力打赢官司。
但随着布什政府的上台,该案进展逐渐慢了下来。原因再简单不过,烟草业待共和党不薄。据美国媒体报道,在各类工业领域中,布什班底与烟草业的关系最深,仅在2003年上半年就花掉了1060万美元用于各方游说。
10年后,美国人才终于等来了救星奥巴马。
今 年6月22日,奥巴马签署一项新控烟法案《家庭吸烟预防及烟草控制法》,这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“救了美国人命”的法律。奥巴马本人曾有20年的烟龄,但在 夫人米歇尔的劝说下成功戒烟,他在签署法案时说,美国每天都会新增约1000名18岁以下吸烟者,他不希望“青少年走上这条路,成为烟民”,因此签署“限 烟法案”非常重要。
控烟法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保护青少年。如果烟草企业在学校和操场300米范围内做广告,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(FDA)有权禁止该企业在15个月内发布广告;同时企业也不得在香烟中加入糖果味等香味吸引青少年。
FDA不仅有权规定香烟的成分,限制某些化学成分,如要求减少尼古丁的含量,还能禁止新的香烟产品上市,这是FDA首次获得监管烟草的授权,FDA将成立一个新的烟草监管办公室,所需资金全部由烟草业提供。
法案还要求在香烟包装上注明警示标志,从2012年起生产的香烟警示标志必须占到烟盒面积的一半。
天价烟控烟最大绊脚石
“今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,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。”
去年11月22日,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缔约方第三次会议落下帷幕。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——“烟灰缸奖”,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,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。
中国“获奖”的原因是,“宁要漂亮的烟盒,不要公民的健康。”
按照规定,今年1月9日,中国必须履行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。但遗憾的是,除了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标语从烟盒的侧面挪到了正面外,未见任何警示图片。
国内鲜为人知的是,同为中华烟,国内的包装典雅大方,被视为身份的象征;出口到国外时却要打上令人惊心甚至作呕的图片,被当做有害之物低调售卖。
中国为何难以履行公约,高价烟对中国控烟又带来了哪些阻力?《中国周刊》约请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协议非政府组织观察员、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,和在中国控烟长达17年的控烟活动家臧英年进行了访谈。
《中国周刊》:最近几年,媒体曝光了很多公务抽烟的丑闻,像周久耕抽天价烟被免职,湖北公安县下红头文件,要求各单位一年要抽400万的本地高价烟等。在抽高价烟的人群中,公务员所占的比率是不是非常高?
吴宜群:公安县这样的情况在各地相当普遍,全国有3000多个县,你想想一年要抽掉多少钱。某烟草企业和国家统计局曾经做过一个联合调查,近13%的人是通过收礼获得高档烟,远远高于中低档卷烟。谁在收礼?毫无疑问是拥有权力的人。
《中国周刊》:公务抽烟除了是滥用纳税人的钱外,也很不利于控烟吧。
吴宜群:严重损害政府的控烟形象,给老百姓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,另外,从保护公务员身体健康角度出发,也需要控制公务用烟,公务员也是人,而且是国家的宝贵财富。
《中国周刊》:但是杜绝起来有那么容易吗?烟草部门的势力似乎十分强大。
吴宜群:2009年,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,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,瓶颈问题不解决,后面的问题没法展开。5月31日戒烟日,我们联合中国控烟协会、中国疾控中心在媒体上对此做了很多宣传。
《中国周刊》:结果如何?
吴宜群:没有结果。
《中国周刊》:阻力在哪里?
吴 宜群: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本书里讲得很明确:如果把警示图像放上去了,会影响一类烟的销售。高档卷烟产品采用的包装大都是红色,如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 康警语,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,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。今年国家烟草专卖要求比去年烟草销售增长10%,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控烟?!
《中国周刊》:烟草企业怎么看待这件事?
吴 宜群:清华大学曾经开过一次模拟听证会,烟草企业的人争辩说:“控烟就是国际游戏,我们是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缔约国,已经做得不错了。”但是,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,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我们希望引起政府重视,否则在国际舞台上说不过去。这几年,“两会”许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取消公务用烟,但作用不大。
《中国周刊》:如果包装上加上警示图案,就能杜绝天价烟了吗?
吴宜群: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你看到一些恶心的图片,就是对自己的警惕,其次,跟朋友吃饭拿出这种烟,也很不合时宜。而且,送礼没法送,给长官送这个礼,难道希望他早死吗?!
《中国周刊》:可是在中国文化中,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,缺了它似乎不行啊,普通烟民似乎也没法接受。
吴宜群:这是烟民给自己的理由,不抽烟就不会交际了?可能会交际得更好。
另外政府部门不重视,对烟的危害宣传不够,对禁烟采取的手段也不够果断,税收取代国民健康成为优先考虑。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
天价烟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
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但很难用来对付官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。
“一包烟230元,刚好与中国大部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持平。”看到这样的描述,以一般人的常识,能够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呢?难道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让烟民的消费档次跃升为世界第一了吗?
如果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,显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。几分钟抽掉一根香烟,眨眼间十几元钱灰飞烟灭,却是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的生活费。至于某个神乎其神的所谓“典藏版”香烟,每包售价高达1000元,除了罪恶,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注解。
唯其如此,一位抽过天价烟的朋友说:“抽这样的烟,确实有一种犯罪感。”
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:天价烟到底是因应市场规律而生的商品,还是中国国情下的一个怪胎?
既 然是一种消费品,那就不能否认它的经济价值。据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字,全国烟草行业的工商税利由2002年的1450亿元,增加到2007年的 3880亿元,年均增长超过20%。2008年,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,而当年我国财政总收入也不过6.1万亿元。
这表明,这个以损害网民健康为代价的行业,在中国“健康发展”。原因无他,盖因它在整个国民经济序列中的支柱性地位,以及它对公共财政无可替代的贡献。
但是,没有人也无人能够统计,烟草行业上缴的这4499亿元“羊毛”,其中又有多少出自“羊身上”(公共财政)?2008年的6.1万亿元财政总收入,其中又有多少再被用于官员们的香烟消费?这种燃烧的罪恶,周而复始,无穷无尽。
财 政部财政科研所所长贾康在一个有关提高烟草消费税的研讨会上说:“在公款和私款消费的边界上,最模糊的就是烟和酒。而且,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,普遍被视为 政府正常行为而未被纳入审计范围。这样,某些高档烟的消费就有了基本的支撑力,这部分的消费不会因为烟草消费税的提高而减少。”
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,在一支烟相当于一个城市低收入家庭一天生活费的国家,天价烟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,其背后就是某些官员“吃饭基本靠请,烟酒基本靠送”的潜规则,天价烟的终端只有一个:权力。而与权力相对应的,主要是官员。
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,人们见面有敬烟的习惯,家里来了客人,自然要用香烟招待。演变至今,到官府办事,给相求的官员带上些名烟名酒,似乎就是见面敬烟之习的发扬光大,更不会认为这是受贿,整个社会也都见惯不怪。
遍寻中国官场,因烟惹事者首推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。此公关于地产的言论激怒了天下万千寒士,招来一片骂声。有好事者将他“人肉”一番,竟然吃惊地发现,开会时吞云吐雾的周久耕,面前公开摆放着“九五至尊”香烟。
这 是什么概念?“九五至尊”每条1800元,即便是中等烟瘾,每天一包烟,每个月仅吸烟的消费就需要5000元以上。以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准,像周久耕这样的 官员,每个月的正当收入大约不超过5000元。可以想象,周久耕断不会为了享受“九五之尊”而成为“月光族”。最终,舆论的合理怀疑被证实,周久耕乃是一 介贪官。
显然,周久耕抽“九五至尊”不是一两天,倘若不是因为他的大舌头惹事,谁会注意他面前的天价香烟呢!再看许多抽烟的大小官员,软包中华早已是基本档次,在10年前还是身份象征的“红塔山”,逐渐从官场销声匿迹。
问题至此,我们可以看到,天价烟从来就不是市场规律下的蛋,而是典型的社会怪胎!权力拥有者嘴里叼着天价烟而无惧监督,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,这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无法想象的。
2002年,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,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,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“伟哥”成分的药物。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“明日之星”、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,被法院以“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”判处入狱三年。
香港《防止贿赂条例》相关条款规定,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,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,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,也会受到刑事检控。
反观内地制度,虽然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但很难用来对付公职人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;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,往往是花拳绣腿,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。
正 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,某种意义上为权力量身订造的天价烟,虽然罪恶昭彰,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。因此,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,不是提高消 费税,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《防止贿赂条例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,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,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,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 亡。
